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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晚年時光:借債度日 發布時間 2016-04-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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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于右任像。(網絡圖片)

    于右任是一位政治家。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驅、國民黨元老,曾擔任南京國民政府審計院院長、監察院院長等職。1949年去了臺灣,繼續擔任“監察院院長”等高職。他的最后15年是在臺灣度過的。

    于右任更是一位文化名人。在他的一生,無論扮演什么樣的角色,擔任多大的官職,有多大的權力,他始終沒有脫離中國傳統文人的基本品質。  

    人們不會忘記,即使在于右任病痛的時候,他仍然盡可能地多做事,而他所最看重的事往往與文化教育有關。

    1962 年,于右任84歲。年后不久,于右任身體不適,自感去世之日不久,心情變得很郁悶,但他并沒有因此沉淪,依然堅持自己一貫的信念,并努力為社會服務。除了繼續參加監察院、標準草書研究會的一些社會活動外,他還抱病參加臺灣省議員選舉,并多次教導年少者,為他們指明正確的方向。

    1964年7月2日上午,于右任抱病會見臺灣大專院校12名畢業僑生,做生前最后一次演講。他想將自己所有的心得都毫無保留地告訴這些青年人,但想來想去,只能揀最重要的“立志”來講,他說:“諸位都是有為的青年,前途非常遠大,在此我仍愿以我數十年為學、處事及革命的體驗心得‘立志’二字勉勵大家……

    所謂‘士先志’,就是教人立定志向;志向確定了,做人就有了主宰,就不會隨俗浮沉。縱觀古今中外,多少英雄豪杰,做出了種種豐功偉績、可歌可泣的悲壯事跡,無不始于立志……我希望各位立定志向,多讀中外名人傳記,有所取法,見賢思齊,知所奮勉。”

    1964年1月22日,于右任特在日記中表明自己的心跡:“我是儒家系統中人,守之不變者,萬勿中途迷離,為世所笑。”這是他的人生信念。

    看書、寫字則是于右任的生活習慣,一旦離開便非常難受。1963年4月16日入榮民醫院后,他在日記中很感慨地稱:“少年不看書,老年欲看而不可能,可哀也。”“不看書者真可為愚人,可恥。”1964年1月14日則寫:“數日因事未看經書,心中不安。”“圣經味淡,百讀不厭。”這些文字是于右任對“看書”習慣的真實心理寫照。而他之于“寫字”(書法),則更是不可分離,不僅給別人寫,更以此作為日常之事。有些熟人到于右任家,免不了從紙簍中揀回不少珍貴墨寶。 

我的錢已用干 

    人們也不會忘記,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終堅持文人從政的傳統美德,注重名節,兩袖清風。因此當他晚年病重時,他常想到的竟是“沒錢住院”。

    1963年4月18日,于右任喉嚨發炎,住進臺北榮民醫院。剛過三天,于右任便在日記中寫道:“今日早起,疾已輕,有歸去之意。開支甚大,如何能繼。”5月初,于右任在疾病沒有完全治愈之前便出院,病情因此再次發作。5月3日,他在日記中寫:“自醫院歸,又病,不能興。食道最難防。”頗有后悔之意。7日,于右任更加后悔,寫:“病多日不見輕,出醫院大大的錯。”在這種情況下,他本應該馬上住院,但因為住院費用的緣故,他將此事一拖再拖。27日,于右任又在日記中寫:“我的錢已用干,可以指天作誓的。人疑我有錢,是旁人害我。”

    在此期間,于右任仍參加社會活動。6月26日,由于喉部感染,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療,但因經費緊張,很快出院。等病情好轉一些,他又積極參加社會活動,并在臺北青田街9號老學齋燈下揮墨,寫氣勢恢弘的長篇行草書《文信國正氣歌》七屏,成為其最后之大作。

    1964年7月底,于右任再次病重,咽喉發炎,說話進食都很困難。臺灣復旦大學校友會理事長趙聚鈺前來看望,勸他住院治療。于右任沒有表態。因經費困難,住院日期一拖再拖,致使病情惡化。蔣經國也來看望,勸于右任:“老伯,聽說您身體不好,還是進榮民醫院治療吧。”于右任不愿向蔣經國哭窮,只是點頭應承。

    再次住院沒幾天,于右任又因經費問題而擔心,對副官方伯熏說:“我很窮,沒有錢,我住的這間病房多少錢一天?太貴了我是付不起的,我還是出院回家吧。”方伯熏看著病情嚴重的于右任,有意隱瞞實情,以諸如“最惠”之類的理由,將每日高達千元的住院醫療費說成“只有一百元”。如此一來,于右任可以安心地住院了,因為以他月薪5000元新臺幣的收入,是可以付得起這些費用的。然而,他的病已經治不好了。

    在生命到達終點前,于右任數次想寫遺囑,但寫了撕,撕了又寫,寫了又撕,后來病情惡化,終致無法再寫。他的長子于望德為尋找父親的遺囑,特請來監察院副院長、監察委員等數人作證,打開于右任最為珍貴的保險箱。開箱以后,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動。箱子里沒有一點金銀積蓄,所能見到的是一枝鋼筆、數方印章與幾本日記。還有結發妻子高仲林早年親手為他縫制的布鞋布襪。再有,便是他的三兒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學時向銀行借貸的4萬元賬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數萬元的賬單。

    看到一生高官,連任三十一年監察院長,而且是著名書法家、詩人、社交活動家的于右任先生,到生命的最后時刻,竟只有這樣一些物件。人們無不凄然,敬佩景仰之心頓生。 

葬我于高山之上兮 

    于右任是陜西省三原縣人。他苦等時局的變化,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返回故鄉,希望能見到自己的結發妻子高仲林以及長女于芝秀等親人。這樣的愿望始終不能實現,他便變得更加傷感,常嘆息道:“我好想念她們呀!”還作詩寄托思念之情,《憶內子高仲林》中即寫道:“夢繞關西舊戰場,迂回大隊過咸陽;白頭夫婦白頭淚,親見阿婆作艷裝。”高仲林80壽辰的時候,于右任又傷感地寫信告訴香港的吳季玉先生,說:“今年是我老伴的80壽辰,可惜我不在大陸,今年她的生日一定會很冷落,不會有人理睬她的。想到這點我十分傷心!”

    他也非常想念大陸的朋友。丁中江曾回憶:民國四十年春,我由泰國和越南遄返臺北探視親友,抵臺當天即赴青田街謁右老,老人家一見我面,還來不及握手,就大哭起來,口中喃喃說:“大聲(陸鏗號)大聲,我想念他。”因為若干年來,我總是和陸鏗一同謁見老人,這次在萬劫之后,只見我一人,而陸鏗卻在昆明,老人家見到我,勾起了對陸鏗的想念,遂掩面痛苦。……后來我返香港,去向老人家辭行時,右老很高興的對我說:“我有件寶貝送給你。”

    一邊說一邊在書桌上找,找了一會找出一份報紙,原來是一份《天地新聞》日報,正是查封那一天的。他老人家把報紙攤開,在上面寫著:“二十四斤行李中留此寶物,以贈中江,念大聲不已。”寫到末一句,又擲筆大哭。

    1月12日的安排:“我百年后,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,可以時時望大陸。山要最高者,樹要最大者。我之故鄉,是中國大陸……”1月24日的安排:“葬我于臺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。但是山要最高者。”

做出這樣的預先安排后,于右任仍感覺非常抑郁。15年的鄉愁,感情之累積終于釀成一首千古絕唱——《望大陸》: 

   葬我于高山之上兮,
   望我大陸;
   大陸不可見兮,
   只有痛哭!
   葬我于高山之上兮,
   望我故鄉;
   故鄉不可見兮,
   永不能忘!
   天蒼蒼,
   野茫茫,
   山之上,
   國有殤!

    懷著這樣的心情,于右任病倒了。病重時,他的老部下,原臺灣“監察院”秘書長、后任“考試院副院長”的楊亮功到醫院看望,問:“您老有什么事吩咐我?”于右任很想說話,但由于喉嚨發炎而無法講出,只好用手勢表達自己的意思。他首先伸出一個指頭,接著又伸出三個指頭,希望將自己的心思告訴楊亮功。

    楊亮功不解其意,只好猜測地問道:“院長,您是不是不放心三公子于中令?”于右任搖搖頭。

楊亮功又猜了一下,也不準確。

    最后,他只好說:“院長,等您身體好一些后,我再來問您,好嗎?”于右任點頭。

    此后,于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。楊亮功始終未能問清一個手指和三個手指的意思。

    1964年11月10日晚8點零8分,于右任先生在臺北榮民醫院病故,終年86歲。于右任去世后,楊亮功向資深報人陸鏗提起此事,陸鏗反復考慮后,提出一種解法,認為于右任的“一個指頭”是指祖國統一,“三個指頭”代表三原縣。合在一起就表示:將來中國統一了,請將他的靈柩運回大陸,歸葬于陜西三原縣故里。這一解釋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。

    于右任,1879年生于陜西省三原縣,1964年病逝于臺灣,享年86歲。原名伯循,字右任,號騷心,又號髯翁,晚年又號太平老人,于右任晚年稱“每得一樣美食,便覺生命更圓滿一分”。于右任的高壽,得益于三友:書法藝術;松樹和一切樹木;美食,尤其是山藥、核桃等產自植物的美食。自勉道:種柳觀生意,栽松養太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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